1978年2月27日，我怀揣着梦想和希冀在人来人往中挤上了西去的列车，这趟人生之旅虽来得晚了一些，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得意的一次选择，使我有幸成为了具有中国时代标志性的“七七级”27万群体中的一员。当年，我们吟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恍惚间两个二十年已经远去了。校园里一幅幅鲜活的画面被渐渐地打上了马赛克，依稀能够忆起的仅有学海中的那么几朵小浪花。

（一）为“半个专家”奋斗

久违的校园，一切都显得那么生疏而又熟悉。她有一栋文史楼和紧挨楼东边的那片耸天粗壮的杨树林。这文史楼底蕴十分深厚，不必由我赘述。文史楼三层的那间教室是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启航地，杨树林下则成了我们学校经常集会的大会堂。

我们的学习，从商品的二重性开始，从此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我们一步步引进了政治经济学王国。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成了我手不释卷的教科书。周之美老师的课堂授课精彩至极，他总是双手扶桌面对着北窗方向描绘着资本的运行奥妙，揭示着剩余价值的秘密。他教导我们，只要把这部教科书学会弄懂，就可以成为“半个”专家了。无疑，这给予了我们一种莫大的学习动力。忘不了那岁月课堂上的如饥似渴，更忘不了校园东墙下非常僻静的还没有长高稍有些荫凉的那片小树林。我会经常约上徐长发、杨民刚等同学，携带着绿色小马扎来到小树林下，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婆娑地落在书本上，我们相向而坐，互相为师、背诵经典。教科书的每一页上画满了红红绿绿的杠杠，书破卷了用自行磨制的鉄锥和线绳重新穿起来。很快第一学期就要结束了，我们第一次面对大学里的考试，大家都不清楚大学里考试怎么考、考什么，而老师又偏偏把考试的方式由传统笔试改成了口试，紧张极了。还好，我准备得还算充分，不负小树林里下得的那番功夫，做到了教科书中的重要内容和段落几乎能全背下来。我抽签拿到的论述题是“为什么说资本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里产生又不在流通领域里产生”，概念题是要求简答“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一大一小两个题目，对我来讲烂熟于心，应答如流，当我第一个题目回答到一半多点的时候，周之美老师突然宣布后面剩下的内容免答。噢，大学里的考试竟然可以免答！结果可以想知，这次考试我毫无悬念得到了“优秀”，兴奋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更体会到即便当“半个”专家也并非能轻松做得到的。

学习《政治经济学概论》是为走出知识旷野进一步研习《资本论》打基础的“热身”动作。在马家驹、蔺子荣、陈乃圣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与陪伴下，我们用了在校大部分时间精读了《资本论》一至三卷。马家驹老师在课堂上用“这个的这个的那个的那个”逻辑严密充满智慧然而略带些晦涩的独家语言，含英咀华，带着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登上了卡尔·马克思所构建的跨跃经济、政治、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殿堂。我被马克思的那种伟大而深邃的思辨力和洞察力所折服，从他那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中读出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八十年代初，当那场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大潮澎湃涌来的时候，我曾迷茫过、彷徨过。接下来40年的奄然嬗变，我们收获了伟大的GDP，在我们拥有了网络、电脑、智能手机和灯红酒绿的同时好像又弄丢了不少东西，更有甚者，许多领域穿越到了罗刹国度。在那个国度里许多人心痛滴血，而有的人不仅滴血每个毛孔还滴着肮脏的东西。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反省并惺松过来，发现时代的心灵仍然在呼唤着马克思、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我虽没有挽狂澜扶颠倒之力，但我仍笃守着那份信仰之初心，理智地深信不疑“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毋容置疑，历40年之久矢志不移，我还算得上是一位渺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芸芸九千八百万中牢记使命的一员，然而能否称得上政治经济学“半个专家”，连自己也不得而知。

（二）“光膀”一族

文史楼的北面，有一排篮球场。这地儿比起现在随处可见的现代化场馆虽显得寒掺，那却是我们班“光膀”一族钟爱的乐土。

泉城虽以家家泉水户户垂柳而闻名于世，但她的气候四季并不分明，让人几乎感觉不到春秋两季的存在。在那些酷热如炙的日子里，我们每一日都期待着下午课外活动时光的到来。大家来到球场，一个个约定俗成地褪去背心，裸露出黑油油的臂膀，结成了清一色的“光膀”一族，这在球场上的辨识度非常高，煞是“壮观”。每个人身上都油光腻滑，活力充沛似生龙活虎，互相蹭来抹去，如其说是打球不如说是“泥鳅”大战。虽说不怎么雅观，但我们从不介意他人投来怎样的目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大家的汗水互相掺和、浸透在一起，你身上有我的，我身上有你的，汇成“光膀”一族特有的一类气息，但大家的味觉已被兴奋的“篮球”神经了压下去，谁也不会五十步笑百步，只有“球味相投”了。

我们班的篮球爱好者众多。张平作为教练，我和鲁伟、鸿健是中锋，宗尹和义华、老郑、民刚、明俭、五一等打前锋，家星、长亮打后卫。我身高接近一米八，比较壮实，适合打中锋位置，在张平和鲁伟的指导下，掌握了接球、转身、猛起等几个简单的篮下动作，实战应用效果相当不错。我和前锋上的民刚、宗尹配合得似行云流水，我一人同时会吸引对方两个队员前后夹击防守，当我接到传球后要么硬起跳投擦板命中得分，要么迫使对方打手犯规走上罚球线，履试履爽，招招奏效。

我们“光膀”族中的每一员都练就了自己的“绝招”。鲁伟远投的命中率、义华训练有素的规范动作、宗尹垫起脚尖用长臂挑球、家星机灵的弧顶分球、民刚中距跳起投篮的杀伤力、郑兄跑全场如猛虎下山的那股劲头，还有长亮兄“擦头皮”的诙谐传球，都是令人拍手叫绝的拿手好戏，至今历历在目。

每日我们从球场上离去来到食堂，两大碗温乎乎的玉米糊糊是晚餐的标配，一口气灌下去说不出的酣畅和舒服，水电解质迅速得到补充和平衡，一身的疲劳也随之挥散而去。“光膀”一族的四载，是美好的记忆，也得到了回报，让我们应验了那句“每天光膀一小时，健康工作四十年”不知是哪位贤者讲的名言。

（三）毕业季的尴尬

我这段毕业季的尴尬故事，鲜为人知。因为它一而再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所以我要把它袒露于世。

那年冬天，我们从青岛实习归来便迎来了毕业季。我们这届毕业生是那个时代的宠儿，自然是香饽饽，分配单位有济南的、有北京的、有南京的，有省内各地区员工来源地的，还有去部队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或许是因为大家入学前大都有过工作阅历，再加年龄偏大，思想境界都比较高，同学们之间不争不抢，都互谦互让地愉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我们的分配方案最终基本上是由同学们自主确定的。我选择的报到单位是省委研究室。可那天公布分配方案时，老师把长长的名单给念完了，却没有了我的名字，让我待分配。我顿时慌神了，“待分配”是什么概念？一头雾水，连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也不知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岔劈。

当我沉浸在一片低沉沮丧情绪里时，为弄清缘由起宏兄主动地拉上我，一起骑上自行车去了省委大院，找见了当时入校考察了解我的省委研究室王某勋处长。从他那里才得知是由于一个干部子弟叫王某的山师毕业生要留在机关从而顶替了我。对，就是后来在济南市委书记任上出事的那位王某。庄德钧老师、姜炳坤老师、车贵老师、齐朝雪老师等党总支班子成员一道边安慰我边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留校任教。那一刻，我流下了热泪，我切身感受到了母校的温暖和老师们的厚爱，我当时答应留下来。去不成省委机关，留下来任教，这是我人生轨迹的第一次转向。

晚上，宿舍里空荡荡的，大家都去报到了，没有人帮我出主意了，只我一个人躺在二层床上，感到莫名的孤独与无助，辗转反侧，思绪完全乱了。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而幼稚的想法鬼魂似地隐约闪来闪去，同学们都走了，我不能继续留在这个熟悉的校园里，我要和其他同学一样去见识更广阔的外面世界。理不清的一团乱麻让我第二天反悔了。庄德钧老师苦口婆心无论再怎么做工作，我去意已决。无疑，离开母校要去闯外面的世界，这又一次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就这样，我无名地谢绝了母校和老师们一次再一次的挽留，记不清1982年1月的哪一天，独自踏上了东去的列车。这一趟人生之旅着实是我一生中最不情愿也是最无奈之举。自打那时起，遵循着体制内的规矩，“工作天然选择我，而我天然不选择工作”。人都说，爱一行干一行，而我从来都是干一行爱上一行。叹人生苦短，不成大器，一辈子只干了四件事，组建一个政府研究部门，创办了一所党校，发展了一家报馆，创建了一所万人高职院校。所幸，那所职业学院跌跌撞撞地竟然走进了全国一千三百多所高职院校的前十四所第一方阵的行列。

人生不能假设，几次的人生变轨，说不准其中早已蕴含着某种“定数”。据说，卫星还要经过几次变轨才能被送到预定的轨道。人生走过了，只能不忘来时的路，成功了不能复制，演砸了不可重来。当然也会时常想起顶替我的那位王某，借以为鉴，警钟长鸣。正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谨以此拙文致敬山大校园里的青春，珍藏师生和同窗的情缘，深切缅怀已逝去的恩师和同学！

2023年8月24日写于威海